叩问教育与文化的共鸣

杭州学军中学  徐勤

本文来自：http://blog.cersp.com/userlog/6760/archives/2008/816050.shtml

文化适应，从教师到教育……

回忆起我的教书生涯，从山村学校到县城，从县城有到省城，身上很多东西都变了，其中变得最大的是我的职业观。第一次作为一个代课教师走上讲台，是为了谋生；大学毕业后再回到讲台，好像有了理想；当了教研员，开始以为可以改变一点什么；后来觉得自己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不如改变几个学生，终于又平和地回到讲台。

走过的路很多，早已忘了自己乡关何处。每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首先去做的是感觉周围的环境，找到能与我产生共鸣的文化点，吸收什么保留什么，改变我自己，再用改变了的我去感染环境，继续我的教学人生。

这些年，从农村学校调进省城的教师很多，其中不乏许多学科水平很高的教师，但常常教不好城市的学生，我的感触是：文化的差别与文化的认同，在这其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教师应当能在文化环境改变的时候及时地调整并适应，那么，仅仅是教师的调整和适应就够了吗？有时又是不是在适应中去趋就一个心知肚明的错误的现实？我们对文化适应的追问从教师移到教育本身。

这样的教育究竟能够走多远？

我常常回忆起我当教研员的日子。那时候，我们的工作是指导全县的学科教学，从城市到乡村、从平原到深山、从发达到贫困，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会。坦白地说，这课堂教学的差异有如此之大，让我惊诧不已，甚至目瞪口呆。教学水平似乎与海拔成反比，海拔越高教学水平越低。五颜六色的课堂呈现出斑驳陆离的怪现状，常常令人匪夷所思。

一次对一个山村学校的教育教学进行整体调研，当时正是布卢姆的启发式教学红火的时候，全县上下都在推广启发式教学。听到了这样一节课：

……

老师：今天我们上《白求恩大夫》，请大家翻开课本，看书上的这张图。（停顿片刻）我想问问，白求恩大夫到中国来做啥？（等待片刻，无人回答，点了前排的学生甲）你来说说看？

学生甲：（挠头）吱唔……

老师：你看他骑着马……（期望）

学生甲：哦，老师，他来玩玩的。

老师：（小声、恼怒）乱扯！（点着同桌乙）来，你倒来说说看？

学生乙：（挠头、惶惶然）……

老师：你看，他不仅骑着马，还背着个箱子，这个箱子呢……（对着听课的老师们，急啊……）

学生乙：（小声）剃头。

怪怪的方言混杂的课堂，课听至此，听课者再也忍俊不禁。

……

这还是80年代的旧事。这是一个偏僻的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在自给自足的怡然中，在天人合一的和谐中，这个传统山村里的小学校，正在实施着“现代”的教育教学制度——现代的体制、现代的教材、现代的授课形式（复式教学）、还有现代的教材教法。支撑起这个“现代”的学校的，是三位老师，一位是正式的公办教师，两位是聘请的当地毕业的代课教师。

“为什么非要用“启发式教学”呢？文字写的一清二楚，读完了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搞得这么七拐八弯呢？我们就喜欢直来直去，干脆！”他们在实施着这个现代的“启发式”教学时，心里却是这样抵触着。

问题在哪里，是启而不发吗？学生能“从骑马联想到玩玩（旅游）”、从“药箱的形状联想到理发箱”，想象力不缺呀！我的结论是：学生缺乏的不是联想和想象，是缺乏知识的量；出现“启而歪发”是由于教材与山村现状相距太远。学生首先是历史知识的不足，不清楚抗日战争更不清楚抗日战争背景下的白求恩大夫事件（我们这里也不讨论是否应该要求）；其次是常识性知识的缺乏，不知药箱上的“红十字”为何物。但孩子们还是从生活实际出发，调动了仅有的对山村理发师的理发箱和对骑牛玩耍的感性认识，进行了我们认为是荒谬的大胆的联想；而且这联想也反应了一种山村孩子简单的需求，就是玩耍和职业理想（不用下地的理发是美好的）。在如此纯朴的需求和视野下，白求恩大夫这样的故事似乎又是太遥远太不实在也太不可思议了，于是用白求恩大夫这样的故事来开启这群孩子，总觉得象是拿错了钥匙开错了锁！

又想到电影《美丽的大脚》，在汉字不识几个、普通话是外语待遇的偏远山庄，仍然在“全民学英语”，这ABCD可不是肥田粉，摆在马铃薯的根部能增产。于是忠诚于我们教育事业的老师，发明了“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的大胆英语去填补了学校英语教学的空白。

这种“钥匙与锁不相配”的课堂今天还在延续着，农村教育还是这样在与发源于城市公立教育的现成体系中亦步亦趋地追随着，而教师，也在这样的二元的社会结构中的一元的教育体制中或明或暗地抵触着。

其实，城市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事实上，在排斥我们的教育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是一种文化现象。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谈农村教育的闭塞和落后，不谈农村师资的匮乏和无能，不谈农村文化的贫乏和消减，不谈农村学生的视野和顽劣。抛开这一切表面的象征，问题实际上出在我们教育的本身！

老白姓是最实实在在的，他们要有用的教育，至少看上去是有用的教育。农村和城市的教育需求是不同的。而教育一定要“一视同仁”，在“公平”的旗帜下不分青红皂白地“霸道”着全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师生的身心。试问，这样的教育究竟能够走多远？

生存理念、文化氛围和教育

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要与整体的文化背景协调，需要一种文化氛围作为依托。

教育离不开生存理念，生存理念来自于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感悟。在我的生存理念概念中，我这样定义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在城市，人们面对的是人和人的规则；在乡村，人们面对的是自然和自然法则。表现在文化上，农村当以生存文化为主体，城市当以自我实现为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是否应当大胆地扬弃？

我这样设想我们的农村课堂：不需要太多地强调启发，不妨结合农村自然环境的特点来加强描述。在农村，孩子与自然亲密接触，自然在时刻启发着他，一次次的春华秋实、一片飞渡的云、一只盘旋的鹰、一缕袅袅的炊烟、一次咆哮的山洪、一次滑坡岩崩……自然的神秘无所不在，牵引着孩子们无数的好奇心。

所以，城市教学方式向农村的野蛮推广也是一种文化“侵略”，是对农村生存环境的“反动”。人们对文化是有选择的权利的，只有被选了，才能生存。否则难免会发生“文化拒绝知识”的后果。就象伊斯兰教只传播到贺兰山下为止，因为贺兰山以东是季风气候，人们更容易接受佛教的轮回学说，佛教与季风有感应。

教育也一样。一种方法的推广，一个理念的鼓动，存在着水土服不服的问题，这水土就是当地的文化现状。教学创新需要底蕴，底蕴就是对原有文化的认知程度。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就是要知道如何对原有文化进行传承和适应。

可是，文化也是脆弱的。“先进”的教育常在致命地侵蚀着地方文化。常有“山窝窝里飞出金凤凰”的好事，我们可以理解个人、家长与乡亲们的欢欣和荣耀，但我们的教育却也以一种扬眉吐气的成功感兴奋着却值得反思了！当山雀变成凤凰一只只飞走了，十年二十年后回来看看，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学校还是那几间班驳的祠堂，孩子心中的愿望还是想做一只走出大山的凤凰……。所不同的是孩提伙伴的眼睛浑浊了，跟你说话时有点哆嗦了；老师的头发白了、秃了，背也佝偻了……教育并没有太多地改变山村整体的落后，反而，教育在客观上起到了叫人抛弃农村的结果。不能改变农村现状只能改变个别人命运的教育，会演变为城市对农村的一种掠夺——一种人才的掠夺；飞出的凤凰越多，山村的“人才荒漠化”就越严重。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城市为基准的忽略农村文化存在的一元化教育体制，不仅没有起到发展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相反是对发展农村的一种损害。我们思考：教育应当让留下的孩子学到些什么？要为这山村留下点什么？

期待教育和文化的和谐共生

我有一个荒唐的想法：编写教材的专家们，不要只留恋城市的繁华，不要只懂得欣赏城市的先进，更不要只做个国外教育教学理论的搬运工。如果你编的书是打算给农村的孩子读的，那就请你到农村去呆上一段时间，跟着生产队长转悠去，到百姓的屋檐下话家常去，或者去做一段时间你们认为富有情调的乡村教师也好。同样，搞理论的教育专家们，到学校多走走、到课堂多听听。当你们引进国外的概念时，能否多考虑一下这个“概念股”能不能做长线？当你们褒扬某一种教育制度一种教法时，能不能不要拿着放大镜只对别的（比如“讲授法”）传统的教育教学法的瑕庇吹毛求疵？

教育确实是个好东西，能改变文化，能改变环境，能改变命运，但必须先被文化认同，被文化选中。中华民族的泱泱国土，该有多少种不同的文化灿烂着，呼唤着多少种不同的教育去改良她去鲜艳她！在这么广大的市场需求之下，教育为什么不快速走进去呢？教育其实也可以尝试着去主动适应。期待教育和文化的和谐共生。